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浏阳洞溪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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浏阳洞溪书院

洞溪书院的前身是浏阳张家坊例贡生张良赞于清道光十七年(1837)建于浏阳张家坊文昌阁的义学。道光二十七年(1847)张卒后,夫人遵其遗嘱,召集众人商议,推举乡贤张祖德、李元善经理,并将义学改为书院,取名“洞溪书院”。

咸丰二年(1852)始聘名师启馆,时“远近士子麇至,至斋舍不能容”。乡人办学热情高涨,决意扩大斋舍,乃发起募捐。是时正值年岁丰稳,乡人捐资非常踊跃,数年间共募得白银17000余两。此事惊动了湖南巡抚骆秉章,他专题奏请朝廷嘉奖捐资人士,以促进乡村书院的发展。到咸丰十一年(1861)又捐白银25320两。浏阳知县邓尔昌详请议叙,湖南巡抚毛鸿宾冉次题请朝廷嘉奖。

同治四年(1865),里人张吕芾、李元善捐增经费。同治六年(1867)毁于兵火。两年后始得修复,有大门、龙门、讲堂、大成殿、文昌宫、魁星楼、揽英阁及主敬、存诚(作藏书处)、亦乐、斗文、敬业、诚意、志道、养心诸斋,另辟崇义祠祀张氏夫妇,梓敬堂祀有功于书院之知县及捐资者,计有房屋4进40间。至此,洞溪书院规模始定,成为可与省城长沙诸书院媲美的学府。

洞溪书院虽系乡村自办,但学规严明。教学方法十分讲究,而且数十任院长均系知名学者,如三中副榜的浏阳西乡举人、浏阳文庙的著名乐师邱庆诰,长于诗文词赋、著有《云卧山庄诗钞》、《云卧山庄尺牍稿》的大学者郭昆焘(郭嵩焘之弟),先后掌教过南台书院、狮山书院、文华书院的长沙府著名经学大师袁懋森都在咸丰、同治年间先后主讲于洞溪书院。

书院章程明确提出,“书院作育人材,全赖师长”。师长由首事择其品学兼优者,自行聘请。每年2月1日起馆,院长率肄业生童,谒圣入学,11月1日散馆。学规规定“书院为造材作育之处,诸凡游戏事均不宜近,严禁牌赌洋烟,如犯者,禀明院长,逐出斋外”;又规定“生童住斋,要尊师爱友,谨慎谦恭,长幼之道不能偏废,如有狠戾乖异,傲上凌下者,分别记过,其私自冶游者,立即斥逐”。书院纪律之严明,可见一斑。

每年招生监正副课各5名,童生正课10名、副课20名;每年官课4次,由知县、教谕、训导分别主持;每月堂课3次,经古课1次,皆院长命题,前者作文一、诗一,后者为古学、经学、史学、算学,兼出“四书”题。凡课试前列者有奖,其文则“另誊待选,交经理首事收入藏书阁候梓”。光绪间增藏图书,并订《领借藏书章程》。又增补读、看、问、记4项课程,其为:六经、前四史、《明史》为“专精之书”,宜读;性理、诸子、掌故、舆地及《泰西政书》、史志为“涉猎之书”,宜看;“问则举读看诸书之疑义”;“记则述读看诸书所心得”。按生徒程度分班教学。头班单为治经,双为习史,上午为专精,下午为涉猎;二班每日上午习经,下午则单日看“四书”解及性理,双日看《纲鉴》、《经世文编》、《泰西政书》。无论头班二班除按课程学习外,皆得每天默“四书”,习古文,午饭后抄书习字1小时,傍晚吟诗,单为古近体,双为试帖赋,晚饭后读时文。

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刊《浏东洞溪书院志》上、下卷。书院自开办义学之初到改为学堂所经历的60余年历史在那发黄的纸页间得以再现,字里行间留下的不仅是书院所走过的风雨历程,更有许多深藏其中的东西值得后人深思,诸如士民慷慨捐资的重教精神,诸如严明学规的求学治学精神。

洞溪书院旧址现于洞溪中心完小,四周是青山连绵、流泉飞瀑,当地饶有名气的八景(官桥古碣、云冻斜阳、石涧渔歌、桃林牧笛、龙山雪霁、仙岩望月等)环列四旁。100多年前,洞溪书院也就是这样依山傍水地坐落于此。时光飞逝如电,现在校园内都是近些年来的建筑,洞溪书院已经荡然无存。现在校园一角的几个石墩,恐怕就是洞溪书院那庞大的建筑群留下的唯一纪念。据洞溪中心完小校志记载,光绪末年,省城长沙废书院、办学堂渐成风气,影响所及,清道光三十一年(1903)洞溪书院也改成了学堂。1930年9月,学堂又改名为“列宁学校”,此后不久,洞溪书院被毁。毁后不久,当地民众又捐资重建了学校。此后数易其名,到1987年成为洞溪中心完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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